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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在华中师大演讲:命运也有青春期 I 大家重庆幸运农场计划

编辑:凯恩/2018-12-18 11:00

  2011年10月,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刘醒龙应邀作客华师博雅大讲堂。那次是在音乐厅举办的,人山人海,过道里都挤满了听众。

  当时,他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内容很接地气,又有思想深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每个人开车进大学,都要放慢速度,要有对大学的敬畏之心”。

  第二次是2014年10月,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成立暨刘醒龙文学创作三十年学术研讨会在桂苑宾馆一楼报告厅举办。刘醒龙不仅出席研讨会,而且成为华师的客座教授。

  他在发言中说:“从一个只有普通高中学历的年轻人,到今天成为高等学府的研究对象,我的内心只有‘感激’二字。文学是替人类守住底线,一个成熟的作家,一定有坚定的立场,在未来的创作中,我仍将我手写我心,坚守对于美和善的追求。”

  11月24日,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在华师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研讨会旨在讨论刘醒龙近来作品,梳理新世纪以来文学脉络,把握当代中国文学发展走向。

  这是刘醒龙第三次来到华师,并且带上了他的新作《黄冈密卷》、《上上长江》和《刘醒龙笔记书法展作品集》。11月25日,刘醒龙在华中师范大学发表演讲——“命运也有青春期”。

  先谈两点感言。第一点,一大早遇春教授给我打电话叫我做好心理准备,上午人会比较少,而且会是青年学者居多,因为有不少外地来的资深嘉宾,临时被邀请参加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相关活动,这也是惯例,大家都忙,来一趟武汉不容易,有机会多做些交流也是好事。就像这一次华中师大办活动的同时,全国各地同时有五个类似的活动,学术上有成就的学者就那么些,有时候不得不分一下身。我一听很高兴,来到现场来之后我更高兴,所以我就写了一句话:如果我们这个会,开到后来,会场上全是一帮长者,智者,或者是老者,那就会大大影响我写作下一部作品的信心。因为很多年轻人在这,这对我下一步的写作是一个莫大的鼓励,说明大家还需要我,不想就此抛弃我,所以我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重要的话说三遍。这是第一点感受。向年轻人学习。

  第二点感受,说远一点,省文联换届之后,我去各市县调研,第一站到宜昌,见的第一个同行就是李华章老师。进到李华章老师的家,握着他的手,一句话还没说出来,喉咙里一梗,泪水就出来了。我想起李华章老师上大学时,和他睡上下铺丁永淮老师。丁永淮先生已经作古多年,但是他对我的帮助,对我的提醒,对我的爱护,在见到李华章老师的那一瞬间突然历历在目。就像今天、昨天、前天,连续见到王庆生老校长,他也是丁永淮先生的老同学。见到他们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但内心感谢之情无法溢于言,只能溢于表。我到华师来,就像昨天王庆生老校长和王先霈老师讲的,一九九二年五月华中师大第一次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二0一四年十一月是第二次,这两天是第三次开研讨会,这中间各种各样的交往和接触,正式来和非正式来,还有私下来,桂子山于我有着莫大的情怀,这是第二点感受。感谢华中师大。

  然后就谈点正题。谢谢各位在百忙当中对我的作品进行非常中肯的,像於可训老师说的非常“爱刘醒龙”的那种言说。作为一个资深写作者,这些年一直坚持在写,作品也都还有一些反响。不是如泥牛入海,没有一点点消息。大家还挺关注的,包括这次会议的召开,这也是这些反响之一。对写作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部作品出来,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像石头丢进水里,连泡都不冒一个,这种写作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了。我一向都在提醒自己,如果哪一天自己的作品出来之后,外面没有任何的回响,就一定要自觉地放下笔,丢开键盘,安心养老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人这一辈子终归要到这个境界的。不写小说了,还可以拿起毛笔,写写书法。

  昨天到今天听大家对我作品的剖析,我也有几点想法,要跟大家分享。无论是以往写作的《圣天门口》,还是现在写作的《黄冈秘卷》,我一直在说的,那最明晰的“贤良方正”四个字,只是表明文学与人性的一个方向。或者说,它应当是真实的存在,但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那一年,我到甘肃的祁连山。祁连山里污染极其严重,很神奇的地方是,随便到一个山沟,只要有村庄,一定山清水秀,非常的清净。清净到完全不敢相信那个地方是封闭的,也不敢将人家叫作落后。村子里的人家,不管是什么样的门,楣头上都会写着与那农家院落不大相称的斋号。有些人家说是有藏书,最多的也就上百本左右,而且还算不上经典,大多是孩子的课本。一位中年男子拉着我,要我给他家也写一个他自己早就想好的斋号。回武汉后,我真的写了一个斋号给他寄过去了,那个斋号跟我小说里经常提到的“贤良方正”四个字的意思差不多。大家很关心,《黄冈秘卷》后记里提到,爷爷说过,黄冈这个地方有史以来没有出过奸臣的意思。小时候听到这话,我就表示过怀疑。为什么长辈们会这样说?经历过几十年才知道,长辈告诉我们,贤良方正的故乡从来不出奸臣,并不是真的在做结论,而是告诉我们一种方法:人如何做得更好,人如何走得更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圣贤,但一定要有懂得圣贤之心,一定要懂得怎么样接近圣贤。我在《黄冈秘卷》里面说到,大家一直也在肯定的我的小说里有一种在坚守的东西,就是“贤良方正”。“贤良方正”可以只是一条路径,我可能没做好,他可能也没做好,很多人可能都没做好,但是大家一定要努力做,争取做得更好,更完美,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大家还关注我的小说有所“重写”。这个词是否恰当,是不是可以换成别的表述方式,可以另当别论。这个月十二号,我在广州参加一个国际文学活动。那天晚上从“小蛮腰”上下来,我和暨南大学蒋述卓先生在回酒店的大巴车上,聊起中国当下年轻作家的写作,其中具体说了一个最近很火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蒋先生很想知道我的想法。我也坦率地谈了自己的判断。我说这位年轻作家的作品、人物,结构描写都很充分,最大的问题是作品中人物相关的重要节点,几乎全是建立在宿命之上,没有感觉到什么是命运。按照顾会议议程,最后闭幕时,我必须说话。昨天晚上,自己在考虑研讨会最后说点什么时,又想到这个问题。我有意问了两个比我小的文学中人。一个是80后,一个是60后,听他们谈一下对宿命和命运的判断。他们都回答得很巧妙,非常有意思。其中60后那位说命运是在天上,宿命是在地上。80后那位说自己十几岁时,毅然决然地与父亲背道而驰,然以为真的是离经叛道,想不到自己绕着地球走了一圈后,又与父亲撞了个满怀。他认为,这样开始时是宿命,到最后就成了命运。这话的意思是,人的青春期是宿命的,等到真正长大和成熟之后,就成了命运。

  《上上长江》里面有一篇文章,写我在通天河边遇上狼。人在野外当中能有幸遇到狼,那真不是说想遇见就能遇见的。狼这个东西不像在动物园想看就看,在野外有狼的环境中,很多人只是听到过狼叫,从没有见过狼。那天我们行走长江的团队,从通天河边返回的时候就遇到一只狼。当地藏族人听说后,特别为我们开心,说扎西德勒,你们这太吉祥了。而当我们进一步讲,狼是从我们车的前面,由右边往左边横过,他们更高兴,说这样更吉祥。同行的人都觉得这很神奇。我最初也认为这很神奇,但后来慢慢想通了,这其中包含的是非常普通的道理,简单到稍一说明,就能理解。我们都知道,狼的生存需要完整的食物链,没有完整的食物链,狼是生存不下来的。只要存在让狼活下去的食物链,那地方的生态环境一定很好,生态环境好了,毫无疑问,人们生活的也就跟着好起来。在大山里面,资源很充沛,什么都不缺,将吉祥与狼联系在一起,也就很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如果环境糟糕,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哪有吉祥可言!狼从人的右边往左边跑,为什么会就加更吉祥了呢?小时候,在山里常听大人讲一个故事,走夜路的时候,假如有什么东西从后面拍你的肩膀时千万不能回头,因为那肯定是一只狼,狼想咬你,它背后咬不住你,你若回头一看,它会正好把你的脖子咬住。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朝背后踢一脚,不踢死狼,也能将狼踢晕了。狼要袭击人,一定是你背后下手,不敢面对面来,再凶的狼还是怕人的。狼从前面出现,自然威胁小些。狼从右边往左边走,人的右手力量和反应比左手的更有效,真正拿工具和狼对抗时,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是一种很自然的道理。可以这么说,天下之事,无论有多么吉祥,只要想对了方向和路径,弄清楚的道理,总是最平常和最简单的。好的和有效的叙事方式,会将平常和简单表现得格外神奇。

  再回到宿命和命运上。当我们认为吉祥是难得相遇的一种神奇时,是宿命的。一旦明白,各种各样的神奇中,无不包括在自己身边极为平常的普通常识中,所谓神奇不过是自己认知不到位时的情绪上的夸上与放大,命运就会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在我的早期小说里,也有大量的宿命的东西,就像《大别山之迷》,其实就很宿命。宿命就是你对人生,对生活包括对自然各种现象不太理解的时候,很难其达成和解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与其对立起来。多少年过去,所面对的大人生,小生活,忽然变得有点像是主动前来表达和解之意。我们也发现自己是什么,想什么,不可能得什么的时候,就会明白一切都是流水一样自然,我们本该与一切好好相处。就像说,我们要和自己命运好好相处一样,命运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之前说到年轻作家的写作为什么宿命的多,命运的几乎看不到,正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和解的意愿不多,也看不到。随着写作范围越来越大,经历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命运一旦起来了,宿命就会一点点地消退。为什么有些作品必须要“重写”?正是因为后来发现,以前的那些短篇和中篇,不过是一种宿命呈现,是一堆可以进一步抒写的文学元素。更重要的是,如果发现了而不行动,自己就会不得安宁。《凤凰琴》是宿命的,到《天行者》这里,所有的人物坦然接受各自的人生状态,各自努力生活,重庆幸运农场计划,努力做好自己,就全是命运。

  命运看似沧桑,内藏满满的青春活力。宿命在人的身上出现很早,甚至还在学舌的幼儿都会冷不防冒出一句很宿命的话来,反而容易令人未老先衰。那种必不可少的“重写”,是全新的创造,而不是轮回,也不是重生。最后,我要再次对参加这次研讨活动的各位嘉宾,对支持这次研讨活动的华中师范大学的黄晓玫书记,文学院的刘云院长,以学科带头人胡亚敏教授为首的学者们,从头到尾主持此次活动的李遇春教授,以及客串工作人员的杨晓帆、张冀等一批青年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